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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

几匹骏马，沿着新修的水泥官道，快速疾驰而过。在路边流连的百姓纷纷抬起头来，望着骑手的背影，脸上浮起自豪的微笑。

“去的是大都督府方向，前线肯定又大捷了！”有人自信地说道，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猜，末了，还画蛇添足地加上一句，“那马是专门养来传递情报的，我三姨夫的二表哥的五舅舅就在驿站做事，我见过马屁股上的烙印！”

“得了吧，你，尽吹牛，谁不知道那是大食良马，文大人专门养来做驿马的！”立刻有人笑着奚落起来。“这大街上一天跑过四、五匹，哪匹不是烙得同样记号！”

“花纹一样，但编号不一样！”吹牛者兀自嘴硬，旁边的小商贩们却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是不是早些把摊子收了，到酒楼买几杯酒庆贺的“大事”。

自从入了十月，沿通往两浙、两广官道上传回来的捷报就没间断过。如今市井繁荣，人们手里有了些余钱，晚上都喜欢到茶馆、酒楼下面喝几口淡酒，跟认识不认识的酒友天南地北胡侃几句。而机灵的酒店老板，也加宽了底楼站着喝酒的空间，有胆子大的人甚至将桌案摆到了酒楼外的空地上，顺带卖些咸菜、干鱼等东西给喝“穷酒”的人填肚子。负责街面安全的区长、里正曾经以预防瘟疫的名义派人整顿了几次，但随着瘟疫的结束，人们的胆子渐大，整顿的效果越发不明显。慢慢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就达成了默契，一方减少了稽查次数，另一方尽力保持场地和食品干净，彼此之间也就相安无事了。

华夏人爱扎堆儿，这是天性，谁改变不了的。而扎堆儿的时候，最好的话题就是时政，特别是近一个月来，前方捷报频传，更鼓舞了人们扎堆儿的兴趣。

“这都是《约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人直率的认为。昔日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至于乱臣贼子有几个被《春秋》吓得改邪归正，年代离得太远了，大伙无办法也无兴趣考证。但是，《临时约法》通过后，破虏军的战绩却在报纸上明摆着，西线再次大败云南方面杀来的元军，光复了广西全境。东线，陈吊眼和李兴以两万人马，杀得范文虎麾下那些虾兵蟹将溃不成军，出兵不到一个月，已经收复了温、处两州，把两州之地刚刚入库的秋粮，整船整船向福建运。而盘踞在其他各州的范家军，连交战的勇气都没有，据报纸上的新闻说，甚至有个北元守将领见到李兴的大旗不战自溃，把城内粮草器械乖乖地交到了破虏军手上。

也有细心者发现了这次破虏军重入两浙和上次的不同之处。上次张唐与杜浒挥兵入浙，一路高歌猛进，只攻不守，转眼间把两浙搅了个稀巴烂。而这次陈、李二位将军却是稳扎稳打，每光复一个地方，一定在当地义军的协助下，将范氏残部以及盘踞在山岭间祸害百姓的土匪清理干净。并且将缴获来的“无主”土地重新分配给百姓，同时，按《临时约法》上的规矩，建立起里、区、县、州四级政权。

但细心者不敢胡乱猜测大都督府的用意，自从瘟疫结束后，大都督府的命令在普通百姓眼中就是王法，哪怕是不理解，也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前面的例子在那明摆着，大都督府让大家迁徙入城市，大家来了，就发现城市里有比种田更好的活路。大都督府让大伙向路边洒石灰，不准乱倒垃圾、乱泼脏水，大伙执行了，瘟疫就没像以往那样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大都督府出钱雇佣大伙修下水道，平整路面，如今街道上就不再是臭气熏天，蚊虫子乱飞。即便下大雨，也没有积水倒灌进屋里。

若是放在一年前，有人当众质疑大都督府的举措，说不定还会听到附和之声。如今，若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文丞相的政令发出质疑，片刻之间肯定被烂菜叶子、臭鸡蛋淹没。临了，还会有人告诉你：“小样？仗着读过几天书不是？你读书有文大人读得多么？人家是大宋状元，从无到有打下了这片江山。你牛，你的办法合理，有本事到北方自己打片天地出来！”

这种情况让某些自命为清醒者很着急。他们不敢在百姓面前公然与大都督府作对，便把阵地转移到报纸上，不断地撰写文章提醒福建百姓，陈吊眼和李兴的功劳没有那么大，两浙一带范家军早就是只死螃蟹，以福建大都督府的力量，随便出动几个标，就可以把范家军赶出两浙，甚至收复临安。文天祥之所以派兵入浙，目的往好了估计，是为了抢粮食，缓解福建粮食匮乏之危。恶意推测，就是为了糊弄百姓，以示他的《临时约法》正确。

《临时约法》规定，百姓有思考和表达言论的权力，这个权力与其观点是否正确无关。本着这个原则和某种哗众取宠的心理，商家自办的小报《闽江》把这篇文章发表了，结果，遭到其余十几家报纸的合力反驳。有报纸愤然质问，“你说大都督府入浙是为了抢北元官库里的粮食，难道你可以不吃饭而活着么？你说收复处、温两州的战绩是糊弄百姓，那不糊弄百姓的战绩是什么呢？难道要破虏军跨海北征，直接拿下大都才算真的战绩？”

一场笔战下来，几家参战报纸的知名度都大幅度上涨。虽然从销量上看，距离兴办者大笔获利的目标还很远，但参战者都发现了一个提高报纸知名度的办法。那就是围绕时政和《临时约法》做文章，别人支持，自家就反对，别人反对，自家就支持。从此后，报纸上的辩论之风大涨，随着被提及的次数渐多，《临时约法》四个字，慢慢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临时约法》上，与读书人利益关系最大的就是第三条第二款，官吏的选拔方法。有心者回头细看，闹了几个月的约法大会，起源就是光复地区官吏选拔制度问题。所以，关于是否该攻打两浙的争论告一段落后，报纸上争论的焦点，很快就汇聚在两广的官员任命上。

两浙的温、处二州面临战场。陈吊眼、李兴在那里怎么折腾，大都督任命哪个不怕死的去做县令、知州，官员和儒林们都不关心。但两广不同，特别是临海的钦州、雷、廉、化、广、惠等十数州，与北元已不接壤，又背靠大海，随时能得到破虏军水师照应，一下子成了大伙眼里的肥肉。那些地方被冷面阎罗杜浒梳理过一遍，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早已被扫荡干净，治政之时，没有地方豪强擎肘，也没有前人功绩比较，如白纸涂墨，想怎么着笔就怎么着笔。

一时间，试图真心真意为国出力的；打着扩展家族势力居心的；还有认为自己才华被埋没多年，试图有所施展的，都把眼睛盯到了吏部。盯得新任吏部尚书赵时俊叫苦不迭，三天两头架起马车朝福建大都督府跑。

“丞相大人，您还是让末将回来当参谋吧。再这样下去，末将就算不被诸位大人的吵嚷声烦死了，早晚也得被刘阎王抓起来喝早茶！”赵时俊堵在文天祥日常处理政务的房间内，不停地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