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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的问话，让曾六连忙开口回答道。

“少爷现在定是在学校用功！”

这倒不是曾六在为少爷开脱。他说的是事实，自从少爷来到了南京，每天不是在学校用功，就是家里用功，手不释卷的成天看书写字。

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心知曾六不会为儿子开脱的曾国藩只是随意的点点头，而后便对下人说道。

“带我去他的房间！”

在进入儿子的房间后，曾国藩扫视了一下房间，在这个简单的房间内有两个书柜，里面摆满了书籍，窗边的书桌上，同样也摆满了各种书籍。

于是他便走了过去，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看封面，便是一阵头大，书赫然是一本英文书，而且桌上还有数学之类的书籍，又检查了一下书柜，眉头不由的微微一皱，书架上的书大都有翻阅的痕迹，但是至于经诗子集之类的书，却丝毫未动。

这直接说明了问题——儿子在来南京后，在很大程度上便荒废了学问，至少荒废了一些他心中所认为的学问。

拿起桌上的一个笔记，只见上面用汉字标注着英语，再打开另一本笔记，上面记的则是算术，对于那些洋数字，现在曾国藩并不陌生，因为在降汉之后，那些下派的官员都是使用洋数填写表格，与旧式官吏重以文章不同，那些官员更看重数字，这一点显然是受府中的影响，甚至府里经常要求官员不要“玩弄文字”。

看了一下两本笔记，曾国藩的眉头微皱，尽管从南京大学堂的设立上，他便知道这位皇上是不可能再用八股文章取士，但是并不意味着保持沉默，甚至命儿子报考南京大学堂的他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而且一直以来，曾国藩对儿子的学问文章都不太满意，现在看到曾纪泽在学问文章上的荒废，更是让他心底涌起一阵不满之意，但在不满的同时，却又有些无可奈何，在江西时，听闻发生在湖南等地的事情，使得曾国藩很清楚，皇上对于西学是什么态度。

在皇上全力支持西学的情况下，作为臣子的曾国藩自然不会讨那个没趣，久经宦海的他很清楚，对于臣子们来说，从来都是以皇上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大家之所以沉默不语，不是因为大家赞同，而是所有人都不愿意因此惹皇上不快，如果皇上稍微表现出对西学的不满，那么势必会有一堆折子抨击西学。

对于大臣们来说，没有几个大臣会冒得自己的性命危险去劝谏皇帝。更为会有人像个二百五似的在那里坚持着什么“正道”。更何误解，谁说西洋不是正道？若是洋枪洋炮不是，正道那么，他们是什么？是歪门邪道。

所以，按照现在的这种发展趋势，皇上对西学的兴致只会越来越浓，甚至就是在皇宫之中，亦有一处供皇上研究西洋学问的所在。也正因如此，谁也不会去若这这个没趣，大家都是聪明人。宦海沉浮多年的曾国藩同样也知道这一点，可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却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难道名教学问当真会就此没落吗？”

曾国藩不无担心的想到，心底这般想着，他又一次若有所思的看着儿子的笔记。曾经泽身上唯一令他满意的是他的书法。纪泽从小好写字，他也便有意在这方面加以引导。

十四岁离京时，曾纪泽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几年虽不能当面一一指点，曾国藩也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儿子传授写字的要诀，并时常要儿子寄字来由他批，后来曾家举家到了南昌，曾国藩更是亲自指点。儿子的字深得二王阃奥，端秀飘逸，时下大官员家里的子弟，很少有几个写得出这样好的字来。只是笔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刚劲之气，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这大概秉于母亲的天性。

对于这一点，本就是书法大家的曾国藩知道无法改变。因此，他并不希望儿子今后当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而在过去他甚至想过，倘若能中进士点翰林，谋一个校书衡文的清闲之职，做父亲的就感到满足了。

“亚美利加之法律……”

看着手中笔记中所记的文字，曾国藩的眉头一皱，他知道纪泽将要报考的是“法律”专业。学以法律，难道将来自己的这个儿子准备当个讼棍吗？

几乎是一种本能，对于“法律”，曾国藩都是持以反感，熟读史书的他很清楚所谓的“法”不过只是“用物”罢了，至于那句所谓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不是出自于《商君书》，不过只是后人的“臆想”。

三千年来所谓的“法”，从来都是帝王的工具。至于重法的“卫鞅”《商君书》中也曾言：……太子犯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而后人则以此事弄出了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以彰显法律之威，但却不知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过只是臆想而已，或者说是用来蒙蔽，普通百姓的说法。至于“天子”，那就更不可能……因为天子从来都是出口成法，自然不可能“庶民同罪”！

因为天子不可能犯法！

所谓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过只是黔首百姓的一厢情愿罢了，不过也就是用来蒙蔽百姓的说辞。只有那些读书读愚了的人才会相信真有这么回事，若是为官者真的信了这句话，那当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而现在，儿子学习法律的举动，在曾国藩看来，根本就是读书“读愚”了。甚至就是想做个下九流的“讼棍”，对此曾国藩当然不能接受。

尽管深知现在新朝的官制不同旧时，地方父母官不再负责审案，一概由县大理正、府大理寺丞、省大理寺少卿负责审判，至于提刑使更像是官府的“讼棍”，起诉犯人。因其专职刑狱，所以要求其必须精通法律——尽管在大理寺审判时因其实行上古的“三刺”之制，犯人是否有罪由“民间有德行者”组成的“明德团”裁决，大理寺只负责断刑。

可如此，却对大理寺和提刑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讼棍”只需要说服那以本地人抽取的“明德团”，既可判以无罪。在江西刚推行此制时，曾国藩曾经极为疑惑，因为三刺”和“五听”作为先秦周时之制度，都其核旨是“明德慎罚”，甚至就连那抽取的用于决定嫌犯是否有罪的“明德团”，亦是取以“明德慎罚”之意，但在另一方面，新朝重刑、重罚又是铁一般的事实，与过去地方官员对待诉讼的态度是“息讼”，那是为追求“无讼”而采用的一种处理诉讼纠纷的方法。“珥笔健讼”更是方志、官书吏训中用来形容地方恶俗的惯用语。但是放在新朝，却恰恰相反，与旧时主张“最喜民无讼，乡村共力耕”不同，新朝反倒是鼓励百姓通过“诉讼”解决各种争端。

曾目睹过江西归汉后，地方不断朝着“珥笔健讼”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总是会感叹着“世风日下”，同样他却也不得不佩服一点，那就是在大理寺正总能做到公正廉明，“明德团”亦不负重托。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赞同儿子学法律，因为学法律必先为“讼棍”，无论为讼师或者提刑使，其本质不过只是“讼棍”，只有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通过申请、审核后才有可能成在大理寺正，而且仅仅只是可能罢了，毕竟大理寺正一共只有那么几位！

过去在江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阻止儿子成为一个“讼棍”，但是现在既然来了南京，那就要想办法把儿子接回正途，当然他不能够直接阻止这一切，毕竟现在要“依法而为”是陛下，曾国藩再最不愿意的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举动引起陛下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