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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
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军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那里还有斗志?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9]这些求之不得的各种良机,突然之间全部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全无胜算。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什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什么密谋?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像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沮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10]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
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兵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通常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廿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和皇帝是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11]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见面后不问军情,却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其实在六月十六日的圣旨中,崇祯早已说毛文龙罪大,杀他“杀得好!”“不必引罪。”此时却忽然“秋后算帐”,真是莫名其妙。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
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12]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