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和拥有对这个国家行使统治权、治理权的体系变成了公器。

即位列中央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触碰。

而士大夫阶级不可能如皇帝家那般无二，父传子家天下的搞一辈传一辈。

士大夫阶级就好比活水一般，随着科举的举行不停的涌入新人和后来者，继而淘汰掉年迈者。

等到王荆公变法之前，这柄公器已经从专属于中央变成了专属于整个国家的士大夫集团。

这便是荀孟之变，荆、温二公两党相争足足持续了近百年之久的祸根。

每个官员都拥有使用公器的权力，互相之间自然可以进行伤害和讨伐。

这种制度的优点也一样明显，基层的官员可以根据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自行施政，而不用整天在‘法统’与‘道统’两党中摇摆不定。

不用纠结于到底是守政治还是守伦理。

这一点在《建文大典》政治卷中，陛下写过两篇文章，分别是《对王荆公保甲经制研究》与《宋史研究》，将两宋时期，不同党派思想之间的冲突展现的淋漓尽致。

多党争执的同时，中下层地方的政务运转依旧流畅，并且仍旧在恪守基于各地不同的社会复杂情况进行施政，保障了民生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这便是为什么南宋时期经济、人口、文化及科研水平都在迅猛发展并且超过唐开元盛世的原因。

在政治制度上，宋与唐算是各有优弊。”

缓了一口气，许不忌润了口嗓子，继续说道

“蒙元国运不足百年，就在于其毫无明确的政治制度。蒙元王朝的官僚体系毫无制度化特征，完全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在摧毁原本已经趋于成熟的政治体系，行使专断且冷酷的统治权，无视社会吁求，迫使各个领域的矛盾在不停累加，直到在矛盾爆发下轰然倒塌。”

说道这里，许不忌已经简单讲述了唐宋元的政治制度导致的盛衰缘由，众人便更加严肃起来，因为说完了元，下面要说的一定是当朝。

“陛下以唐宋为借鉴，以蒙元为警示，规制内阁，就是在重新建立新的更先进和优良的政治制度。

公器归于中央，归于陛下之手，而后经陛下的允肯，转借内阁使用。

而后内阁再将公器的部分使用权下放到地方，既保证了地方政治运转的灵活，又免除了地方因为拥有自主独断权而在发生政见不合的时候可以互相党争而导致出现政治内耗的风险。”

如果没有朱允炆的横空出世，了解明史的都知道，明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与宋朝无二，都是皇权--官僚体系制度。

这个制度的优点就是稳定，更重要的便是因为官僚体系因为会源源不断的涌出后继者从而可以时刻保持着活力。

这也是明中后期，皇帝哪怕数年、数十年不上朝，这个国家依旧能够有效运转，且被整个国家过亿百姓普遍认可。

但这种将权力公器完全公用带来的风险便是政治权力的转移。

明朝从朱棣登基开始，文官集团的势力便已经坐大，形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和反压制。

说到底，就是开始跟皇权争夺公器的使用权和使用范围。

比如抱团对抗朱棣易储，阻碍朱棣迁都。

洪武皇帝亲命‘内臣不得干政’，这块巨石就镇在后宫，六个大字朱棣是一个都看不见。

培养内宦读书识字这个头就是朱棣本人开的。

先于京营设监军，后于边镇设镇守。

这都是宦官干涉军政的坏头。

而后复锦衣卫，加强特务机构的特权，都是皇权与官僚体系争夺公器的具象化手段。

所以才导致有明一朝，宦官之祸甚烈、东林党之祸更烈。

朱允炆登基之后，在一开始选择的手段一样与朱棣无二，包括添设西厂、强化了御前司下辖的特务机构特权，并且在不停的用尽手段来神化自己的地位，最终将自身完全神圣化。

彻底的将公器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待凝全国与一身之后，朱允炆才开始慢慢的释放权力，将公器借与内阁去使用，借与全国的官员去使用。

而新的官僚体系为了能够继续行使对公器的使用权，就必须在有限度的许可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唯一有资格做的，只剩下干好分内之事。

新选拔出来的官员是捧着《建文大典》成长起来的，源源不断的将官僚体系重整，那么随着一代代的更替，就会使这一制度稳固下来，对官员在其仕途生涯和施政过程中形成制约作用。

所有新上位的官员已经习惯和养成了对这个制度的熟悉和依赖，当他们上位的官员下达错误的行政命令时，这些官员就会自发的抵制。

而当他们下属的从官逾矩时，都不用更上一级的监察机关介入，他们自己就会将这些弄不清公器归属权的下级官员踢出官僚体系中。

小范围的、影响力不大的政治决断，地方的官僚体系成熟运转，基于民生、百姓的诉求和社会的吁求进行贴合实际的政治决断，颁行行政命令或政策，解决矛盾。

而大范围的、影响力巨大的政治决断，一级级上报到中央，内阁可以处理的便处理，处理不好的，最终还是交由皇帝亲自决断。

使整个国家保持高效且健康的政治决断能力。

“由陛下制约内阁，内阁制约中枢，中枢制约地方，地方制约百姓。天圆地方，各司其职各有规矩，所有政策层级落实，地方百姓与公衙保持思想一致，哪还有什么政策是落实不好的？只要落实的好，自然就可以出成绩。”

许不忌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所以，这才是我大明有今日之盛的缘由，而如何在未来继续保持今日之盛并且再攀高峰，核心点也在于此，必须维护和稳定这一政治制度绝不能也绝不允许思想上有任何动摇。

那就是高举维护公器永归皇权的大旗，并坚定不移的保持这一政治立场，竭心尽力的做好各自份内工作，如此，则可以用保政治昌明、国家繁荣、社会活力、强国富民。”

这番作答，算是让众人终于明白，为什么朱允炆敢如此放心的让许不忌大胆施政，并且毫不犹豫的进行放权。

从常熟一步步走出来的许不忌，本身一直都是拥戴和支持皇权的铁杆拥趸，是全大明皇帝的头号死忠粉。

瞧瞧人家这政治立场多么值得称赞。

“任何一个大明人，只要想要让这个国家强盛下去，那就必须要拥护现行的这一政治制度，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商量余地的基准点。

凡是任何打着为国为民旗号，却暗中反对和非议这一政治制度的，都是在破坏我大明安定繁荣的大好局面，对这种官员、个人，国法无情，一定要予以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惩治。”

在最后，许不忌又强调了一番：“还是希望诸位能记住陛下那句谆谆教诲，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公权力基于人民的公信力。

因此，任何官员都没有资格变公器为私器，变公权为私权，但凡弄不清楚这一点，行逾越之举措的，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滚蛋！”

众皆肃穆起身，躬身致礼。

“阁老教诲，下官等永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