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次逃港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江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江永久居民，鹏城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江。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江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似乎比运动中还要疯狂，运动结束后，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运动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运动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运动过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羊城，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高层视察后得出了结论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首长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产生。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明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