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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发现自己就像一只大尾巴羊，

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

幸存下来只因为被所有的狼盯住，

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

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朕的皇后和淑妃在哪里？

不敢当！王皇后代表自己和萧淑妃回答。臣妾已被废为奴婢，岂敢再用往日尊称？陛下如果顾念旧情，请将此地改名回心院。臣妾若能重见天日，便是吾皇再造之恩。

皇帝当即说：你们等着，朕自有处置。

王皇后和萧淑妃默念阿弥陀佛。

可惜李治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话音刚落，武昭仪就得到了消息。要知道，她在后宫可是布满线人的。这时她该如何动作，就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据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证，有关事件的时间表是：这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帝下诏立昭仪为后；二十日，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十一月一日，举行册封皇后大典。[20]

很清楚，这里面有时间差。

武则天入宫至封后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51 永徽二年 八月至十月间 武媚娘入宫封为昭仪

652 永徽三年 七月 李弘出生

653 永徽四年 二月 李绩拜为司空

654 永徽五年 年初 小公主暴毙

654 永徽五年 时间不详 高宗与昭仪向长孙无忌行贿

654 永徽五年 十二月 李贤出生

655 永徽六年 六月 王皇后厌胜案发

655 永徽六年 七月 王皇后舅舅被贬 武昭仪谋立为宸妃未遂

655 永徽六年 九月 许敬宗任礼部尚书 高宗正式提出废王立武 褚遂良反对废王立武 韩瑗、来济反对废王立武 李绩 表态许敬宗大造舆论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十二日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十八日 武昭仪立为皇后

655 永徽六年 十月 二十日 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655 永徽六年 十一月一日 册封皇后大典

时间差有两个。一是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二是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后一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因为册立新皇后的诏书已下。君无戏言，李治哪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这时大家也忙不过来。封后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正进行得紧锣密鼓，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翻新都需要武皇后的策划和创意。高宗皇帝虽然无所事事，总不能趁机溜出去看望那两个废人。再说他也没这心思。

前一个时间段就不好说了。这时，旧皇后已废，新皇后未立，属于真空期，也是危险期。这时，李治至少可以做到将后位暂时空缺，并立即改善两人待遇。因此《旧唐书》称此事发生在她们“初囚”之日，应该是准确的。

事出偶然，又关系重大，就容不得瞻前顾后了。武昭仪只能先下手为强，当机立断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