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见《梁书·武帝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3]见《梁书·侯景传》、《南史·侯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4]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7]见《梁书》之《萧坚传》、《萧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8]见《梁书·武帝纪下》。

[39]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0]见《梁书·柳仲礼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1]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43]王复故事见颜之推《颜氏家训》。

[44]见《南史·萧宏传》。

[45]这个问题亦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46]见《梁书·武帝纪下》，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7]见《南史·萧宏传》。

[4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关于佛图澄事迹，均见《晋书·佛图澄传》，并请参看《魏书·释老志》、《高僧传·佛图澄传》、《世说新语·言语四十五》及刘孝标注引《澄别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图澄条。

[12]“和尚”是梵文“邬波驮耶”的不确切音译，也写作“和上”。上与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译。邬波驮耶在印度原为“师父”的俗称，中国佛教经典一般用于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变成对僧人的通称。

[13]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传》。

[14]见《高僧传·佛图澄传》。

[15]见《晋书·佛图澄传》。

[16]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以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标志，时间在顺帝时期；另一种认为以张角传教为标志，时间在灵帝时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18]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19]以上见《魏书·释老志》。

[2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

[21]见《魏书》之《世祖纪》、《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关于寇谦之建天师道场的时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称在424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称在公元425年，《资治通鉴》无记载。

[22]见《魏书·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23]见《魏书·崔浩传》。

[24]见《魏书·释老志》。

[25]见《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6]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并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7]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石窟约有二十多处，每处洞窟或数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较有名的还有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数，《梁书·武帝纪》记为三次，《南史·梁本纪中》和《建康实录》记为四次，分别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称自己为皇帝菩萨，见《魏书·萧衍传》。

[30]见《南史·郭祖深传》。

[31]梁武帝之前，中国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诵律》规定，允许吃“三种净肉”（即不为吃肉而故意杀生之肉）。梁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按照大乘佛教主张禁止荤腥，此为中国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见《晋书·佛图澄传》。

第五章

[1]见《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2]这两路大军是：贺若弼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渡江攻下姑孰（今安徽当涂），分兵夹击建康。

[3]以上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4]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隋书·高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5]秦始皇灭齐，在公元前221年；董卓入京，在公元189年；隋文帝灭陈，在公元589年；朱全忠灭唐，在公元907年。

[6]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公元573年，陈宣帝伐北齐，江北诸郡次第克复。579年，北周攻克寿阳，又尽收陈江北之地。

[8]见《南史·陈本纪下》。

[9]见《隋书·高祖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0]见《南史·孔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1]此曲也叫《后庭花》，传为陈叔宝填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另《旧唐书·音乐志》称：“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亦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2]见《南史·陈本纪下》。

[13]北周武帝宇文邕攻陷邺城是在建德六年（577）正月，去世是在建德七年（578）六月。

[14]通向再统一的道路几乎重现了秦的轨迹，这是樊树志先生的观点。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15]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16]比如《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的按语就说：“刘备与权（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皆肃（鲁肃）之本谋。”

[17]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在公元25年，刘曜攻陷洛阳在311年。

[18]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19]比如刘渊始都平阳，刘曜又迁都长安；石勒始都襄国，石虎又迁都邺城；北魏都平城，后来又迁都洛阳。

[20]公元604年，隋炀帝弑父继位，定洛阳为东都。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

[21]所引分别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22]当时中华与中夏意思完全相同，如傅奕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杜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播迁凉土”。

[23]关于罗马，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24]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罗马跟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请参看其所著《全球通史》。

[25]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颎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35]《法学汇编》又译《法理汇要》；《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或称《法学家指南》；《法令新编》又译《新律》。

[36]基督教会承认的罗马帝国“大帝”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37]关于这段历史，西方史学家著述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38]查士丁尼生于公元482年或483年，死于565年，527年成为皇帝。

[39]公元502年，梁武帝制定雅乐；505年，设立五馆；512年，制成五礼。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让北方士族都感到羡慕。

[40]周武帝遗诏则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见《周书·武帝纪下》、《北史·周本纪下》。

[41]奉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的儒家伦理是苏绰对宇文泰的建议。他的全部主张，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见《周书·苏绰传》。另据称，宇文泰曾这样评价宇文邕：“成吾志者，必此儿也。”见《周书·武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下》。

[42]梁武帝的说法见其所著《舍事道法诏》，周武帝的说法见《周书·武帝纪上》，曾经以道教为最上则见《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同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43]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谏周祖沙汰僧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44]见《周书·武帝纪上》。

[45]见《大正藏》卷五十二。

[46]见《广弘明集·辩惑篇》。

后记

[1]请参看拙著《大话方言》。

[2]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鲁迅《北人与南人》。

[3]见林语堂《北方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