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19]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