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囗或)”。

变成了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k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丘吉尔那句话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他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意思是高），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古埃及法老的权杖，简直就是父或尹。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人三为众，兽三为群嘛！[6]

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作“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主，原本是灯芯。当它跟“君”联在一起时，就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7]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一直要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印度的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8]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9]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但，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10]

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