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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77]“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薰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耽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做不到。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什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