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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不敢正视，对于同一件事，人的认知会有怎样的改观，尤其是早年的经历，随着岁月的沉淀会呈现出何种不同的表露。当我在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求学时，我开始接触到康德的绝对主义，康德将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定性为行为的意图而非行为的结果。我到现在还对我初读《纯粹理性批判》时的亢奋记忆犹新，我从纽约州立图书馆接到这本不知是否被多少影响了美国进程的历史人物摩挲过的这本书时，我想到了我人生前三十年的无知和蠢钝，我所服膺的少年时代的所有价值，各种声嘶力竭呐喊中的主义与口号，铺天盖地的宣传标语，不过是绝对主义的一种而已，这益发加深了我对于道德的一种怀疑。

当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感消退之后，尤其是当我在康涅狄格州一所会计事务所百无聊赖地工作多年后，我又深为休谟的不可知论所折服，人充其量只能就其经验范围内拥有感知力，而终有一些事物，是不可以智力测度的。美国的上流阶层只要运用金钱的手段，便可以颠倒黑白，穷人却因为一丁点的过错便可以被投入无底囚牢，而我所从事的恰是这种为金钱所摆布的灵魂的沦灭。道德本身的对错，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价值的否定，更有超脱这种理性判断的未知左右着我们的决断，就像这之间的悖论无限延伸，便是我们的人间世。

诱发我这一思考的，是我不久前与故人的一次重逢。那是一次我做梦也想不到的邂逅，我因要替我的一个雇主整理卷宗，故而必须驱使穿过整个纽约市北区来到华尔街。我的雇主，也就是尼克尔森先生，他是一家名为亚罗的大信托公司的CEO，西装革履，说话简洁干脆，知天命之年，却头发花白，岁月显然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太多的刻痕，显示他这三十年来经历的一切起落沉落。他现在是被联邦调查局锁定，因为他被竞争对手控告偷税漏税。资本主义社会里唯一的信条就是金钱，而资本主义政府运作的命脉就是税款。生而为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政府会关门倒闭，美国历史上多次政府因债台高筑而关门大吉之事发生。我需要做的，就是配合他把多达五千万美金的赃款洗白，令联邦调查局查不出任何纰漏，这样我和我的同事可以拿到五十万美金的酬劳。

美国法律虽然严密，但总有漏洞可循，似乎这也是我们行业内不公开的秘密，我们可以把再多的钱，通过各种渠道，变成合法的收益，或者是虚构几个自然人，在虚无缥缈中存在，而却拥有数不尽的钱财。这其间的技巧因涉及商业道德，细节我不能多言，虽然昧着良心，但并不违法。浸淫日久，我也甚为娴熟。趋利的本性使人对于商业道德的诚信，永远高于对世俗道德的忠诚。

我在整理尼克尔森先生财务往来时，发现一个叫张国昌的名字，他有一笔三百万美金的汇兑到亚罗公司。这是典型的移民伎俩，只要你汇兑三百万美金作抵押，亚罗公司可以给你搞定在美国的一切，包括房产、户籍、医疗、教育。否则尼克尔森先生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来不不明的黑钱。里面附有一张张国昌的个人照片，尽管二十年过去了，从青春少年到人至中年，我依旧能够辨认出就是他，在他的左眉心有一颗黑痣。

改革开放前时代的人，名字很难离得开时代的烙印。1949年的主流是建国，1950年代初的则是援朝，1950年代末期的则改为是国昌，我则稍有不同，和国梁之类的名字类似，父亲给我取名叫我嘉木，稍有私心存焉，希望我能成为栋梁之才。

尼克尔森先生对我的工作甚为满意，当联邦调查局来查验账目时，所有的资金流向全是合乎法律的正当渠道。

“缪先生，做的不错。”尼克尔森先生签了一张五十万美金的支票。

合作愉快。”我欣然地接过了支票，“尼克尔森先生，我在翻阅资料时，遇见了我一个多年失散联系的好友的名字，您可否帮我找到他的住址？”

我胡乱编了一堆我与张国昌的因缘，我们父母是故交，我俩又是发小，同窗十载……但是我特别不愿意提及我与他真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