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开会，说要采访市长和卫生部主任，结果谁都联系不上——电视台都采访不到，我们这些纸媒——更何况我们还不是什么出名的大报纸，那更是难上加难。“那就去医院吧。”赵山河最后拍板道。

“哪家医院？”问话的是沈墨言，是报社新来不久的实习记者，也是我带的徒弟。

“要去就去最大的。就去逸夫医院。”那时候也没什么防护意识，做美工的林大叔心疼我们，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可能是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蓝色的。既然赵山河拍了板，我们第二天就到了逸夫医院，去跟医院的负责人交涉，与其说交涉，倒不如说是纠缠：“让我们进去吧。”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那好，录音师不进。”他再看摄像机：“这东西没办法消毒，也不能进。”“那……摄像也不进。”气的摄影师小吴直跺脚。

所有的机器都不能进。

——“那让我进去，给我个录音笔，放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呼吸科的大夫到了市逸夫医院的隔离病房，他们给我套上了厚厚的防护服，三层，热的人透不过气来，那时已经入了春，气温也早已经回升，但没有人会抱怨防护服的厚重和闷热——每个人都恨不得它再厚实上几分。近视眼镜就隐藏在防护镜的后面，一哈气就会结起一层朦胧的雾气。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着，没有人来开。大夫走在我的前面，手按在门上，很慢的推开，留了一道侧身能进去的缝。后来摄像小武曾寄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在我临进门的一瞬间抢拍下来的——我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向外面的同事们招手，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门里。

“当时你在笑。”小武后来跟我说。但我自己却一点印象没有。那张照片现在就摆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但我却完全看不出自己在笑——脸都完全看不到，又哪里看得出有没有在笑。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进去的病区。

长长的走廊很是阴暗，通向遥远的前方，像极了学校里的教室长廊。可能不过五十米的长度，但在当时却一眼望不到尽头——也许是走廊背阳的缘故。一扇扇的病房门紧闭着，原本漆成墨绿的木门都已经有些掉色，露出了掩藏在里面的深褐的木色。一个个红色的污水桶摆在门口，套着黄色的厚垃圾袋——里面丢满了一双双废弃的鞋套，就是常见的那种蓝色的塑料鞋套，这也是防护措施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鞋套。”大夫说。走廊里间或的摆放着小的酒精灯——我想那些是酒精灯。支架上摆放着一个个小的搪瓷盆，里面盛放着过氧乙酸消毒液，整个病区就凭借着酒精灯加热这一个个搪瓷盆里的液体所产生的蒸汽来维持着走廊空气的清洁。“别说有没有消毒灯，就连这些消毒液都来之不易。”大夫看着那个小搪瓷盆，苦笑着道，“我们这已经算是很好的设备，很多二级，或者其他一些医院，就连这样的设备都没有。别说是过氧乙酸，就是84消毒液和来苏水都没有。”那怎么办，我问。“没有办法。”大夫说，“只能多开窗勤通风，期盼着老天爷可以把这些该死的病毒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