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件事，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

鉴于此情况，袁世凯建议在北京成立巡警总部，推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侍郎。

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有机会就安排自己的人。而这些人也很忠于袁世凯，因为跟着袁世凯能升官，有好事袁世凯想着大家。

清廷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了袁世凯地建议。

徐世昌倒没什么，他已经居军机大臣的高位。

赵秉钧就不一样了，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突击提干。他可是从天津市的警察总管，一下子跃升到了国家警察的副总管。

估计徐世昌也就是挂个名，赵秉钧肯定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管。跟着袁世凯是有前途的，因为赵秉钧在袁世凯当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他水涨船高，当上过国务总.理。

这样一来，袁世凯创立的警察制度，也就推向了全中国。

五大臣出洋考察最终成行，只是人员有变。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

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

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

当他们踏上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而当他们来到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

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

八月十二日，袁世凯单独上奏，要求预备立宪，并陈诉了建立上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的意见。

袁世凯写到：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为以后建立上议院做准备；各州县有名望的乡绅商人都应该参议地方政务，为以后地方自治做准备；预备立宪应先在一省试办，以后逐步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让直隶省作为试点。

八月二十五日，五大臣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五年立宪的考察报告和建议。

朝廷谕令载沣以及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和北洋大臣共同商议立宪大计。

八月二十六日，袁世凯被慈禧召见，她好像对立宪的事还没怎么搞明白，问了袁世凯一些关于立宪的事。

这是二天来，慈禧第四次召见袁世凯，足见她对立宪的重视，对袁世凯的信任和看重。

或许她很后悔，庚子国难没重视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对老佛爷提出，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

八月二十八日，众大臣学习讨论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报告。大家都很振奋，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和支持。

这才几年，维新运动的理想，这时候好像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今天的收获和当年维新人士的耕耘，肯定是不无关系的。维新变法运动，至少对国人是一次启蒙和洗礼，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