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

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要求中.央政.府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他们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在此之前应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寻求支持。

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匡和其他军机大臣。

奕匡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

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尽管经过一番很大的波折，请愿书还是送达到了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手中。

清廷在对请愿书答复的谕令中，对代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对各地表现出的立宪积极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还是不要改变为好。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

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至少已经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这个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清廷根本不当回事。

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

于是，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

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

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与其等“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明确提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很遗憾，这个政.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