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之中，军医很少。听某高级将官抱怨，据说是日本国内医术精湛的医师基本都被编入了研究室，所以配给军队的军医十分稀缺。否则田中少将也不会无计可施到让我这么个才念了一年医学护理的人来充数。

我的手很稳，所以在一次给士兵清创的过程中，被上级赏识，在一番考教之后，我从主要负责护理直接变成了主刀的医师。

不知道是出于民族对立的仇恨还是我本人骨子里的残忍。我在第一次给人开膛破肚的进行手术时，竟没有丝毫慌张，平静的就像是在宰杀一条案板上的鱼。

但这一点却却很受这群日本人的推崇。

田中少将不止一次夸赞我沉稳冷静，不愧是千叶繁的女儿。并亲自打电话将我在军中的表现转告给了千叶繁。

而我的军衔也从二等兵一举升至下士。

在日本人的军中，我每天听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炫耀自己又杀了多少中国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明白了，爸爸妈妈所说的国家和民族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医能救人，也能杀人。

我送到我手中的一具具肉体，实践着怎么救活一个伤重濒死的人，同时也悄悄练习着怎么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死去。

我小心的把握着其中的分寸，竭力的救下那些即便活下来也上不了战场的人，用他们来证明我的医术，作为我积攒军功升级军衔的资本。

同时悄无声息的在那些明明只受了非致命伤害的人身上埋下隐患，让他们在重新走上战场之后，极容易因为一点点心跳加速就莫名死去，或一个不小心就脑充血。

这是我在潜伏期间能按照本心所作的唯一的事情。

每次看见日军死亡名单上的人出现我熟悉的名字时，我便会有一种隐秘的愉悦。

可我的这种暗中的小手段，和竭尽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也依旧阻拦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一九四一年末，日军正式向英美开战。

十二月八日中午，我随着日本大军渡过深圳河。行军途中，情报还来不及传递，三天后，日军就攻破了英军的重要布防，新界、九龙被占。

田中驻扎原地，并奉命派出代表要求英军投降，被港督杨慕琦拒绝。

一个星期后，日军增援抵达，渡过维多利亚港，并开始攻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

加拿大的温尼伯榴弹兵部队把守香港岛南区黄泥涌峡，不过最后亦遭日军强攻成功，并使香港最后一个水塘失守，英军面临断水断粮。

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杨慕琦在日军总司令部半岛酒店投降，这一天也在后来被香港民众称为黑色圣诞。

我再次回到香港，虽然表面上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但看着与四年前气氛完全不同的香港，内心感到万分悲凉。

而此时我并不知道，一个让我几乎绝望到想要放弃一切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郭兴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