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说：“开始吧。”

宋维扬道：

“首先我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本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近年来我国村镇经济市场的崩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镇经济发展迅速，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创立，特别是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自从1987年以来，村镇经济每况愈下，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日渐凸显……农民手里是没钱的，他们的钱已经被三提五统和附加摊派给榨干了，再算上种子、农药、化肥、灌溉等成本，农民种植主粮已经属于实质性亏损的经济行为。”

“这就引出本论文的第二个内容，即粮食危机。我这次主要调查的是长江流域的产量大省，耕地抛荒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由于这些地区靠近长江水道，信息资讯和思想观念都相对开放，在种粮实质上亏损的情况下，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

“交通越发达的农村，这种情况越严重。比如xx省的xx村，全村青壮年共计1106人，其中大约400人在沿海省份打工，他们只需打工4到6个月，就能买回一整年的粮食，而且还能承担公粮提留。丈夫外出打工的，家里的土地基本是妻子在耕种，如果两口子一起打工，那么土地就只能抛荒，或者借给亲朋好友耕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约为0.6%。从数据上说，似乎并无大问题，但它的趋势很可怕。因为仅仅三年前，这个村的耕地抛荒面积还只是0！”

“我们再看更靠近沿海地区的xx村，这个村的青壮年共计967人，其中大约500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1.4%。村里以老人、妇女、儿童居多，当地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绝大多数的青壮年男性都离开了。主要原因有两点，这个村的干部是村霸，摊派费很高，这个村的土地不肥沃，产出较低。农民在趋利避害的意识指使下，非常轻松的就能做出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滚雪球式发展的。三年前，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不足200人。先行者在城里站稳脚跟，又赚到了钱，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加入其中。”

“我们不妨做出推测，再过两年，如果中央不取消农业税，不减轻农民的负担。还有多少农民愿意种地？出去打半年工，就能赚到更多钱，买到更多粮，为什么还要守在土地里刨食？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甚至是妇女也跟着出去，农村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农村耕地的抛荒面积，不会一点点增加，更是呈几何倍增长。如果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太多，留在农村的那些种不过来，抛荒面积将一下子达到红线。紧邻长三角的xx省，虽然政府公布的耕地抛荒面积不足1%，但据我获取的实地调查资料，抛荒面积很可能已经接近2%，甚至是更多……”

四位老师面面相觑，这个课题内容很大啊，都足够作为研究生论文。

如果宋维扬在论文里把解决方案补上，直接就是一篇博士级别论文，妥妥的。

是的，宋维扬只研究了现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但字里行间表达得很清楚，想要有所改变，就必须取消农业税。

孙教授问：“你论文中涉及到长江流域好几个省份，数据确切吗？你有实地调查吗？”

宋维扬说：“我花了15万元，组织了一个调查队伍。”

胡教授忍不住笑起来：“宋老板果然大气，我一年的研究经费还不如15万的零头。”

“胡老师说笑了，”宋维扬道，“回头我就给咱们社会学系赞助50万元。”

潘教授突然说：“你这是想贿赂咱们？”

宋维扬道：“那我就不赞助了？”

“可别，”潘教授连忙道，“你不赞助了，我就成了社会学系的罪人！”

这论文答辩都搞成聊天了，可见宋维扬跟老师们关系很好，而且他的论文也优秀到不可能不通过的程度。

孙教授问：“农村真成了你论文中说的那个样子？”

宋维扬道：“得分地区，越开放的地区，土地越不受重视。而越闭塞的地区，依然还是老样子，甚至有人为争地打起来。我记得孙教授以前也下乡当过知青，你印象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恐怕再过几年就不复重见。在沿海打工的是一部分，还有在本地县城打工的，造成耕地的季节性抛荒。比如收获了玉米、小麦这些主粮，以前农民往往种植花生、土豆等辅助作物。但现在农民不种花生土豆了，而是就近出去打零工。越是农闲的时候，农村就越见不到几个人。可能你回到曾经当知青的农村，见到的全是老弱妇孺，没有丰收和热闹，只有荒凉破败。土地抛荒还只是经济问题，只是粮食危机，它还会带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这就是另外的课题了。”

潘教授说：“对于你这篇论文，我没有资格评价，我对农村问题也没什么研究。不过你的行为值得表扬，社会学系的学生，就应该关注社会实际问题。”

孙教授道：“你自述的时候说太多，已经超时了，让下一位同学进来吧。对了，记得给《复旦学报》社科版投稿，我也会帮你往上递，这篇论文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