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躬身揖礼，转身就走，真是来去匆匆，竟然连个行李包袱都没有。袁继咸追上去，将随身的钱袋塞给傅山，道：“路上万万保重。”

傅山也不多推辞，收入袖中，再行一礼，亟亟往江边赶去。门口的左兵正犹豫是否该追上去，却不想傅山在山上学得道家身法，看似走得从容不迫，实际上步速却不低，只在他们犹豫间已经拉开了距离。

那条渡船倒是还留在原处，艄公也不愿白白摇一程，在等这边的渡客。

傅山看到那船，朝艄公招手示意，发足狂奔，跳上渡船，将一颗银子拍在艄公手里：“快过江。”

艄公适才就知道这位道爷跟官面上有往来，出手又是豪阔，当即撑船离岸，往江东而去。

……

崇祯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朱慈烺得到了左良玉的死讯，心中却没有丝毫愉悦。

左良玉一死，楚镇诸将是真正失去了约束，必然四下溃逃。这些乱兵或是落草为寇，或是祸害乡里，造成的损失实在无法估算。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粮食。

现在大明治下，只有山东勉强能够自给自足——前提是不负担苦役营和劳工营的粮食开销。河南、山西刚刚光复，要恢复粮食生产达到外销的水准起码得过三年。还有辽东方面和北直战场，粮食生产都处于极低水准。尤其是北直，基本都是打仗、支援打仗为主，下田干活为辅。

江南虽然一切都好，还是一副繁华盛世的模样，但这个鱼米之乡早就不能保证粮食供给了。因为烟草的利润是粮食的十倍，桑叶产丝的利润也能达到粮食的七倍。大量的耕地被地主改种烟草、桑树。从趋利心看，地主当然愿意自己的土地种满了烟草和桑叶。只要粮食价格不能上涨七倍，肯定是从外地购买更合算。

所以人说“湖广熟，天下足”，实在是因为全天下都指望着湖广。

左良玉虽然跋扈一方，形同藩镇，但好歹没有造反，比辽西将门也要客气得多。朝廷仍旧能从湖广拿到粮税，实在不够，用银子买点也没问题。现在这么一个集权人物一死，麾下将领各自为政。防区富裕的不想动的，防区贫瘠的要眼热，少不得互相龌龊，最终兵戎相见。

而且湖广实在没有能臣。

巡抚何腾蛟在历史上名声很差，虽然最后死得也算英勇，但他一手挑起了诸营内讧，断送了一次绝佳地将满清赶出关的机会，是个只会挑拨离间、贪功喜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人。

……

“此人一直跟着左良玉大营，真是浑浑噩噩不知所谓。袁继咸都已经派人送到了消息，而他身为巡抚竟然迟迟没有音讯。

朝会之后，内阁诸臣循例到了皇太子殿下的书房开内阁会议。朱慈烺拿出袁继咸让傅山带来的通报，对湖广形势表达了忧虑。

“楚镇之强的确不是他一个巡抚能够节制的，但连消息都不送来，实在难逃渎职之罪。”吴甡道。

孙传庭看了吴甡一眼。他刚好知道，何腾蛟一介举子，是刘永祚看中栽培的。而刘永祚是东林党人，又是吴甡老对头温体仁的同乡。这个时候顺着皇太子的意思附和一声，顺便就把罪定下来了，倒是不讨人嫌。

朱慈烺对于党争看得很淡，甚至不认同这些人属于“党”。他们完全是一种利益集合或是关系牵连，虽然有控制政权的朴素愿望，并没有统一、坚定的核心理念。这样的集团说穿了就是乌合之众，不攻自破。

一切的根源就在考成法。

之所以张居正的考成法没有杜绝后世的党争，一者是被后人荒废了，再者也是因为张氏考成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标准，使得考功令史的主观意见便得太过重要，掺入了太多的非客观成分，反倒变成了党争时候的工具。

而朱慈烺的考成法却以客观事实为根本，尽量排除个人主观因素，所以就算有人要借此打击政敌，也不可能颠倒黑白。譬如吴伟业这事，若是最后他拿出了自己的确满足任职要求，那个攻击他怠政的御史很可能就要反坐。

朱慈烺道：“现在左良玉的死讯还没传开，先给他点甜头，让左镇诸将稳一稳。咱们先把北直的仗打完，然后慢慢料理湖广。”

“殿下，莫不然先加袁继咸湖广总督之职，压住左镇？”孙传庭自认自己没有结党的私心，故而也不担心这个时候举荐一方督抚犯了忌讳。

朱慈烺看了看李遇知和蒋德璟，见他们没有意见，方才道：“袁继咸德行操守足以堪任。如果湖广没有乱，他去安民布政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形势不明，恐怕有些不合适。我的意思是，派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去督师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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