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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厚禄,严刑峻法,
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
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庞涓也嫉妒孙膑。其结果,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让他受了膑刑(砍断双脚),从此失去本名,叫作孙膑。
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公元前341年,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魏太子被俘,庞涓自尽。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也趁火打劫,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卬,逼得魏国迁都大梁。[1]
这时的魏君,便正是梁惠王。梁惠王一败于孙膑,二败于商鞅。孟子跟他讲仁义,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膑惨。
与孙膑不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非得一见韩非不可。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已是嬴政的客卿。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便对嬴政说:此人是韩国公子,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李斯却心狠手辣。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韩非想对秦王解释,也不得批准,只能饮药而死,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他可是写过《说难》(说读如税)的呀![2]
的确,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难》中讲的。
这故事说,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寡人要用兵,哪个邦国可以讨伐?某大夫说: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胡说!胡国是兄弟,你说可以讨伐,什么意思?
于是,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觉得郑武公够哥们。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郑武公就动手了,而且一举拿下。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都是烟幕弹。[3]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同学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君臣也是靠不住的,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对神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布币。老公说,你这人也真是老实,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钱赚得多,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4]
夫妻靠不住,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韩非说,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5]
所以韩非说,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道理很简单: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6]
好一个韩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变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露出来的,是尔虞我诈,是巧取豪夺,是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理所当然,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于是,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事实上,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7]
刍狗的哲学,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何以知之?
孟子: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是告子提出来的。[8]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观点也很鲜明:一、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天生的,它就是人的天性;二、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即自然属性,叫“食、色,性也”;三、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人性无善恶。[9]
对此,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作性。
孟子反问:天生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
告子说:正是。
孟子又问:因此,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是吗?
告子又说:正是。
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不过,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则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什么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根本就没有区别。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还不差。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所以,要么别谈人之性,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么,人的社会性,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天生的人性就像水,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没错,水的流动,确实无所谓是向东还是向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就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谓之伪。[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性和伪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而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了伪,就是恶人;伪战胜了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自然属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社会属性)。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积极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严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