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和底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当然不是。真实原因是：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掉；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取舍的标准也只有四个字：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们的追求，说到底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6]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时，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17]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18]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19]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0]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正如《奠基者》所说，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1]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22]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3]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怎样才能进行规避，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4]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5]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韩非看得很清楚，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人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他们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更是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6]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27]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28]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道德。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29]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0]荀子主则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1]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32]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3]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34]

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当然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

百家大事略表

公元前551年 孔子生于鲁

约公元前518年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

公元前497年 孔子去鲁适卫，开始周游列国

公元前484年 孔子返鲁

公元前479年 孔子卒

约公元前372年 孟子生于邹

约公元前369年 庄子生于宋

约公元前320年 孟子见梁惠王

约公元前313年 荀子生于赵

约公元前289年 孟子卒

约公元前280年 韩非生于韩

约公元前238年 荀子卒

公元前233年 韩非因罪死于秦

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学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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